中国绿色时报6月16日报道（记者：张一诺）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区的旗舰号，长期以来，在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方面大胆实践、不断探索，在社区共管等自然保护区管理建设方面取得一些经验，为其他自然保护区带来启示。三江源独特而珍贵，在这块无可替代的土地上，正升腾起无限希望唯一的三江源无数的新希望1年前，胡锦涛总书记在青海玉树地震后提出两个希望：人民生活上大台阶，生态建设上大台阶.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随中央代表团前往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他看到，重建后的玉树面貌崭新，硬件建设成果显著。但是，能否持续不断得到提升？三江源地区老百姓的生活跟发达地区老百姓的生活差距会扩大还是缩小？当地老百姓的幸福感是否会不断增强？我们也不能随便下结论。

韩启德说。他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与三江源保护区及周边的生态保护密切相关。生态保护是最大的民生保障。

如果保护不好生态，自己的家园都破坏了，生活水平怎么可能不断提高？反之，生活水平不提高，就无法拥有保护生态的积极性。韩启德说，这两方面的关系是研究生态保护，特别是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议题。政府放权、群众出力的协议保护为协调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2006年9月，协议保护被引入三江源地区。

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保护国际、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和玉树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措池村村委会签署了协议。协议实施一期为2年，措池村村委书记嘎玛介绍：签订协议后，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授权措池村开展社区自愿保护。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北京大学、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等单位和组织给予我们资金、技术、能力等方面的支持。

政府与村民签订保护协议，明确各方职责、权利和保护成效，到期时，请第三方前来评估，如达到保护效果，就给予我们约定数额的奖金。协议保护最早是国际组织保护国际在南美洲实施的一种生态保护模式。

这是一种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协议的方式，将土地附属资源的保护权作为一种与经营权类似的权利，移交给承诺保护的一方，从而确定资源所有者和保护者之间责、权、利的生态保护方式。据青海省委党校教授马洪波介绍，目前，措池村已成功完成了一期协议，正在实施二期。

玉树州治多县君曲村一期协议也即将完成。今年，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计划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阴柯河村和曲麻莱县多秀村再进行试点。

为什么最先选择在三江源地区进行协议保护？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张德海认为，一是有需要，二是有基础。三江源保护区分为6大片，18个保护分区，牵涉到17个县(市)、70个乡(镇)，环境复杂、保护难度大。加上自然条件特殊，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很难雇用外来人员进行保护。

何况，目前管理局只有13个保护工作方面的编制，按照一个人负责15平方公里计算，需要1万多人。因此，当地牧民和社区是保护三江源的最有效力量。另外，生活在三江源地区的藏族同胞，传统文化中充满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说与规则。

他们愿意保护他们的土地，并且在协议保护的过程中，自身生态意识也在不断提高。这是协议有效的基础。张德海介绍，三江源保护区除了协议保护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授权给牧民，发给他们巡护证。

可别小看巡护证。噶玛说，没有证之前，他们曾经想要阻止一些来打旱獭的人，但是没有人听。

有了巡护证以后，他们已经成功阻止了三四起破坏事件。比如去年有人来采矿，就被他们劝走了。保护中权力是最重要的，没有权力是起不到作用的。

正如玉树州玉树县甘达村村党支书叶青所说：保护三江源的生态环境是包括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各个保护协会以及当地牧民的希望。我相信只要建立一种机制，给予我们一定的权力，我们是有信心、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家乡的。

让协议保护走远的机制与理念协议保护使社区主导保护，使社区从保护中受益。然而，协议保护能走多远？对其他自然保护区有何启示？思考、探讨这些问题比照猫画虎去签订协议更为重要。

保护工作，需要理解内涵与把握精髓。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李晟之说，协议保护有4个最关键的方面：一是要了解社区的人，了解社区的生态，了解社区中人和生态的关系。二是平等协商。

通常协议保护都是政府项目，政府和老百姓要平等沟通、互相协调。三是伸出援手。即使签订了保护协议，社区公众依然需要帮助。

外界在通过协议要求他们做保护的同时，要在能力建设方面给予支持。四是需要科学认真地评估。即使数额很小，也要认真对待。

李晟之认为，在协议保护的背后，其实承载着很多东西，比如生态公平的理念、契约精神等。通过包容合作的协议保护，社区群众有可能成为保护自然生态的公益人士。通过几年来的跟踪研究，马洪波认为，协议保护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前进之路上仍然面临三大障碍：资金的可持续性。长期进行下去，支持的钱如何保证？法律障碍。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核心区要移民，三江源地区移走了5万户，但协议保护证明，其实可以不移民。社区接触。措池村离市场较远，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或者村民外出打工较多的地区，谁能成为群体保护者？协议保护的模式要往前走，成为常态化、长效化要注意两个结合。马洪波分析。

他说，一方面要把政府的引导作用和社区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离开政府引导，完全靠社区自主是不够的，同样，只靠政府力量，从上到下派人员、设备也不够。另一方面要把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比如在协议保护地进行生态旅游等有益尝试。

就保护而保护，这个保护是很难持续的。把重心放在生态上的生态旅游重建后的玉树将成为旅游大州。

这是调整生产资源和经济建设的机遇，也是改变生存方式和人文价值的难题。如何破解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这道难题？玉树州旅游局局长刘立志的困惑，也是三江源地区及其他自然资源丰富又脆弱的地区，开展生态旅游最亟须破解的难题。

生态旅游专家、知游公司负责人陈旭军有着十几年从事生态旅游工作的经验，他观点鲜明地指出：现在我国生态旅游开发已成为一害：打着生态旗号，把黑手伸到资源比较脆弱、跟客户密切相关的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文化多样性丰富的地方。生态成为截取资源的切入点。这些已成为我国旅游开发的常见模式。事实上，陈旭军说，生态旅游不仅仅是看风景，也应该将当地生产生活方式作为旅游资源。

将社区群众对大自然的敬畏与亲切，生活方式的绿色与自然，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与喜爱，作为生态旅游应重点挖掘的东西。具体到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旅游，陈旭军认为，要做出影响力，同时鼓励农牧民的自创性。比如具有游牧特色的餐饮、住宿接待，体现民族特色的编织、刺绣等艺术纪念品。只要保护好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生态旅游就会有滚滚不竭的财源！站在三江源这个世界没有的高度上，行进在雪域之路上，我们才能明白自己生命的意义。

到这里旅游，我们可以住牧民家的帐篷，谈美的自然环境，讲有意思的野生动物，还要去看树立着保护藏羚羊的英雄索南达杰塑像的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三江源地区野牦牛守望者志愿者扎西多杰认为，这样的生态旅游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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